7月2日，大连东港国际会议中心，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下称夏季达沃斯年会）正在进行。即便有2000多名参会者，会场免费提供的饮料也从未断供。一个又一个空瓶不停填满摆放在场馆各处的分类垃圾桶——由可回收、不可回收两个为一组，卡其色瓦楞纸材质标志着，他们在完成使命后也将被回收。

  就在年会第一天（7月1日），被称作“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在上海正式施行。而到2020年，将有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分类让有关垃圾的故事亮出了冰山一角，但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其将带来的实际效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产业风向已指向垃圾分类后的广阔领域。废旧布料再造衣已被开辟成一个新兴起的产业、饮料瓶循环利用技术正在多家跨国企业中得到率先尝试——包括纳米、降解材料等新材料和新技术，让分类后的垃圾有了新价值。

  而在技术尚未普及的现在，怎么来降低垃圾分类成本、提升效益？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正常采访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潘教峰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卫星监测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城市垃圾将有更高效、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尽管垃圾分类带来的环境效益十分可观，但在政策可持续性前提下，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考虑其带来的成本问题。一种普遍观点是，垃圾分类可以到达何种水平，取决于居民能忍受多大的成本。

  成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朱芬芬曾分析指出，仅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涉及的社会成本，就包括土地成本、政策倾斜、污染治理和健康问题以及个人或家庭的时间成本。

  社会成本的增加似乎并没有换来经济成本下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冀认为，垃圾分类工作摊派到每个人头上后，反而推高了垃圾处置成本，由于“不分类只需一种收运处置体系，分类了就要另立山头，而多出来的收运处置体系意味着多花钱”。

  对于这个关乎垃圾分类可持续性的根本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要计算成本，重点是如何理解成本的含义。

  “过去用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有很多成本，实际上并没有计算出来，没有内化。现在，绿色发展也有很多收益，也没有计算出来。”他指出，若将垃圾分类看作绿色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带来的效益有望超过成本。

  在他看来，绿色经济不仅在治理污染方面做减法，更多是在做加法、甚至乘法，最终将为整个经济稳步的增长提供新动能。“实际上，绿色发展方式从经济效益上比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更具竞争力，也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他说。

  但是，如何让长期效益覆盖短期成本？刘世锦认为，可以将垃圾分类推行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垃圾分类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回报，这样我们才真正进入一个绿色发展的社会。”他指出。

  谈及垃圾分类普及，可口可乐亚太区研发部副总裁黄晓燕显得十分欣喜。她回忆起一年前的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上，由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一款名为“左右未来”的概念机器——机器左边售卖饮料，右边回收瓶子，“让饮料的销售出口成为包装的回收入口，提高正向物流与反向物流的经济性”。

  更早拥抱科技的是日本福冈市。早在上世纪80年代，福冈市政府就与福冈大学合作，探索出一种半耗氧式的垃圾填埋方法。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正常采访时，福冈市市长高岛宗一郎介绍，相较于简单填埋可能严重污染旁边的环境的做法，福冈的填埋方式不仅能变垃圾为能源，为城市提供动力，而且还能节省土地资源，使垃圾填埋场发展成为有机田，种植农作物。土地可在非常短的周期内，再作逐步发展利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则发布了一套使用卫星监测、结合大数据手段，针对垃圾类型、来源为城市提出具体治理方法的方案。该院院长潘教峰表示，这套体系可以加大垃圾处置、变废为宝等技术的推广力度，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但科技运用仍处于初期阶段。即便已将目光投向未来之城，日本筑波市市长五十岚立青仍不得不承认，筑波新修建的垃圾场仍然需要借助人工力量，处理垃圾的方式不够“未来”。

  而据刘世锦透露，尽管其所在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已将收集成熟、接近成熟、推广以后能够产生非常明显节能减排效果的重大绿色技术提上日程，但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如何让它使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要推动新技术应用，要将新技术的信息向全社会展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垃圾分类要通过法律来推动，并仍需要投入资金支持。

  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让垃圾得到更好处理，在垃圾处理链条终端减少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但若把目光向前端移动，另一种更有想象空间的做法是，让垃圾尽可能少甚至不再产生。

  作为“再造衣银行”创始人，张娜将市场锁定在中国回收利用率不足10%的废旧纺织品。她将旧衣物拆开打散，经过设计重构，做成风格各异、个性十足的再造衣物。“将环保与设计相结合，完全能开辟出一种时尚。”她说。

  同样的组合，黄晓燕则展示了另一种搭配思路。她在论坛现场展示了自己的手拎包、皮鞋和衬衫。“这些都是用回收的塑料瓶再生而成。谁说它们是垃圾？我们确信，垃圾是没有放对地方的资源。”她说。

  将错配的资源重新配置，以实现垃圾循环利用，这种被称为循环经济的概念其实早已有之。但显然，要让大众更好地接受这些“变废为宝”的物品，仍然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

  张娜发现，目前，国内“可持续发展时尚”还相当小众，她希望这一时尚观念早日被人们接受，让服装回收多一条路径；而在黄晓燕看来，包装成时尚或许是推动循环经济的一种可行之策——“在习惯形成之前，推广者可以为循环经济模式赋予一些趣味和情怀，使其变得新潮和时尚，从而带动全民行动。”

  巴西一家资源回收管理企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苏萨认为，要推动循环经济，“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把垃圾管理作为自我发展的一部分，进行本地化解决，在生产和回收之间做好连接”。

  嘉士伯集团监事会主席弗莱明·贝森巴赫多年参与纳米材料研发工作。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垃圾处理领域，纳米技术能用来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比如研制有机塑料。“纳米技术在循环经济中将大有可为。”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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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日，大连东港国际会议中心，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下称夏季达沃斯年会）正在进行。即便有2000多名参会者，会场免费提供的饮料也从未断供。一个又一个空瓶不停填满摆放在场馆各处的分类垃圾桶——由可回收、不可回收两个为一组，卡其色瓦楞纸材质标志着，他们在完成使命后也将被回收。 就在年会第一天（7月1日），被称作“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在上海正式施行。而到2020年，将有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分类让有关垃圾的故事亮出了冰山一角，但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其将带来的实际效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产业风向已指向垃圾分类后的广阔领域。废旧布料再造衣已被开辟成一个新兴产业、饮料瓶循环利用技术正在多家跨国企业中得到率先尝试——包括纳米、降解材料等新材料和新技术，让分类后的垃圾有了新价值。 而在技术尚未普及的现在，如何降低垃圾分类成本、提升效益？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潘教峰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卫星监测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城市垃圾将有更高效、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分类的成本问题如何计算？ 尽管垃圾分类带来的环境效益十分可观，但在政策可持续性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其带来的成本问题。一种普遍观点是，垃圾分类可以到达何种水平，取决于居民能忍受多大的成本。 成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朱芬芬曾分析指出，仅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涉及的社会成本，就包括土地成本、政策倾斜、污染治理和健康问题以及个人或家庭的时间成本。 社会成本的增加似乎并没有换来经济成本下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冀认为，垃圾分类工作摊派到每个人头上后，反而推高了垃圾处置成本，由于“不分类只需一种收运处置体系，分类了就要另立山头，而多出来的收运处置体系意味着多花钱”。 对于这个关乎垃圾分类可持续性的根本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要计算成本，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成本的含义。 “过去用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有很多成本，实际上并没有计算出来，没有内化。现在，绿色发展也有很多收益，也没有计算出来。”他指出，若将垃圾分类看作绿色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带来的效益有望超过成本。 在他看来，绿色经济不仅在治理污染方面做减法，更多是在做加法、甚至乘法，最终将为整个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实际上，绿色发展方式从经济效益上比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更具竞争力，也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他说。 但是，如何让长期效益覆盖短期成本？刘世锦认为，可以将垃圾分类推行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垃圾分类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回报，这样我们才真正进入一个绿色发展的社会。”他指出。 科技赋能垃圾处理的可能性 另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是，用创新手段降低垃圾处理与回收成本。 谈及垃圾分类普及，可口可乐亚太区研发部副总裁黄晓燕显得十分欣喜。她回忆起一年前的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上，由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一款名为“左右未来”的概念机器——机器左边售卖饮料，右边回收瓶子，“让饮料的销售出口成为包装的回收入口，提高正向物流与反向物流的经济性”。 更早拥抱科技的是日本福冈市。早在上世纪80年代，福冈市政府就与福冈大学合作，探索出一种半耗氧式的垃圾填埋方法。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福冈市市长高岛宗一郎介绍，相较于简单填埋可能严重污染周边环境的做法，福冈的填埋方式不仅能变垃圾为能源，为城市提供动力，而且还能节省土地资源，使垃圾填埋场发展成为有机田，种植农作物。土地可在非常短的周期内，再作进一步发展利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则发布了一套使用卫星监测、结合大数据手段，针对垃圾类型、来源为城市提出具体治理方法的方案。该院院长潘教峰表示，这套体系可以加大垃圾处置、变废为宝等技术的推广力度，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但科技运用仍处于初期阶段。即便已将目光投向未来之城，日本筑波市市长五十岚立青仍不得不承认，筑波新修建的垃圾场仍然需要借助人工力量，处理垃圾的方式不够“未来”。 而据刘世锦透露，尽管其所在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已将收集成熟、接近成熟、推广以后能够产生明显节能减排效果的重大绿色技术提上日程，但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如何让它使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要推动新技术应用，要将新技术的信息向全社会展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垃圾分类要通过法律来推动，并仍需要投入资金支持。 如何更好实现垃圾循环利用？ 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让垃圾得到更好处理，在垃圾处理链条终端减少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但若把目光向前端移动，另一种更有想象空间的做法是，让垃圾尽可能少甚至不再产生。 作为“再造衣银行”创始人，张娜将市场锁定在中国回收利用率不足10%的废旧纺织品。她将旧衣物拆开打散，经过设计重构，做成风格各异、个性十足的再造衣物。“将环保与设计相结合，完全能开辟出一种时尚。”她说。 同样的组合，黄晓燕则展示了另一种搭配思路。她在论坛现场展示了自己的手拎包、皮鞋和衬衫。“这些都是用回收的塑料瓶再生而成。谁说它们是垃圾？我们确信，垃圾是没有放对地方的资源。”她说。 将错配的资源重新配置，以实现垃圾循环利用，这种被称为循环经济的概念其实早已有之。但显然，要让大众更好地接受这些“变废为宝”的物品，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张娜发现，目前，国内“可持续发展时尚”还相当小众，她希望这一时尚观念早日被人们接受，让服装回收多一条路径；而在黄晓燕看来，包装成时尚或许是推动循环经济的一种可行之策——“在习惯形成之前，推广者可以为循环经济模式赋予一些趣味和情怀，使其变得新潮和时尚，从而带动全民行动。” 巴西一家资源回收管理企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苏萨认为，要推动循环经济，“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把垃圾管理作为自我发展的一部分，进行本地化解决，在生产和回收之间做好连接”。 此外，新科技手段亦在让参与循环经济的产品变成真正的“新品”。 嘉士伯集团监事会主席弗莱明·贝森巴赫多年参与纳米材料研发工作。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垃圾处理领域，纳米技术可拿来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比如研制有机塑料。“纳米技术在循环经济中将大有可为。”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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